凯尔西气质类型测试

无论是柏拉图眼中的“理性者”，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思辨者”，抑或是迈尔斯所称的NT型人，尽管其名称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这一类型的人却分别与技艺者和理想主义者有着十分重要的相似之处，惟独与护卫者没有任何交集。和理想主义者一样，这种性格类型的人会使用抽象的语言与他人进行交流，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像技艺者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使用文字来传递信息。为了实现目标，我们不得不借助工具的力量。因此，这两个方面--文字和工具的使用--自然也就成了人格发展当中最根本的基础要素。正如上页的田字格所示，抽象的语言使用方法和实用性的工具使用原则所组成的独特组合，便构成了NT型人那独一无二的人格基础，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把他们称为“抽象的实用主义者”。既然这两重因素是人格发展的基础，我们当然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细致的分析和了解。
抽象的语言使用方式
人们用抽象的文字来描绘那些存在于我们想象当中的事物，而具体的文字则通常被用于说明那些可以观察到的事物。理性者谈论的对象大都是一些存在于想象当中的事物，而鲜少谈论那些能够被观察的事物。他们更倾向于探讨那些只有通过思想的眼睛才能看到的概念性的事物，至于那些存在于眼前的可以被感知的具体事物，他们往往都不太感兴趣。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既可以观察到眼前的一切，也可以发挥想象力，构思那些只存在于脑海中的事物。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事这两项工作的能力就旗鼓相当。早在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显现出自己在使用语言时的偏向性--用于观察，或是用于想象--并且会在接下来的一生中都保持这一语言习惯。和NF型人一样，NT型人往往会选择谈论一些存在于想象当中的概念性或推论出来的事物，而尽量避免那些可以被观察、感知或体验的事物。

在谈话时，理性者会试图避免那些与话题无关的，琐碎或冗余的内容。他们不愿意浪费口舌，因此他们的话语通常言简意赅；虽然他们明白有些多余的话的确必不可少，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去描绘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和道理，或是反复地强调自己的观点。他们通常会尽可能地压缩各种解释和定义，因为他们认为，既然这在他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其他人而言也同样如此。NT型人觉得，如果他们真的反复强调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和道理，那么，他们的听众或读者即使不把这当成是一种对其智慧的冒犯，也一定会感到无聊透顶。谈话时，他们通常会以己度人--只要他们这样认为，别人也必定会这样想。而他们这种过于简明扼要的语言风格，则往往使得其他人很难跟上他们思维的脚步。正是因为如此，理性者的观众有时候会变得越来越少，而他们自己却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理性者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其思想和语言的一致性，其诀窍就在于富于逻辑性的演绎推理。这一思维基础与理想主义者的归纳总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与技艺者那融洽的思维和语言方式相比，二者的共同点就显得微乎其微了；而如果将比较的对象换成护卫者那种联想式的谈话方式，那么，二者之间就根本毫无共同点可言了。尽管是推理，但是其引证却仍然需要所谓的“直觉式的跳跃”，而且这很可能还是一种只有NT型人才会采用的跳跃性思维方式--即使是在需要他们继续保持现有的思索状态时，他们也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转向这一“跳跃”。另一方面，联想式的思维和谈话往往需要积累话题，而这也正是NT型人不愿意做的；偶尔一次的联想，他们也只是把它当成暂时的放松，很快便又会回到之前未完成的话题上。和谐融洽的思维和谈话通常都是以小心措辞为基础的--谨慎地选择和搭配词语，并且注意表达的方式。虽然某些理性者（如莎士比亚）会对此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最终成为语言大师，但是绝大多数的理性者尚不具备这项技巧。

虽然我们无法观察到思想进行演绎推理（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局部）的过程，但是我们却可以观察到它的直观表现形式：语言的使用。限定字词的用法是一个演绎的过程，同样的，按照逻辑来安排字词的顺序从而确保语言的一致性，这也是一种推理。此外，选择不同的词语来控制想表达的意义，也同样可以被看成是演绎推理。因此，在理性者的脑海中，语言的一致性、参照物，以及组织和选择，都是通过一种类似于逻辑推理的过程来完成的。
对于字词意义的界定，理性者常常显得出奇的严格。只有当我们仔细地对文字做出定义时，它们之间那些细小的差异才会显现出来，而许多NT型人就经常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区分那些意义相近的字词。因此，有时候，其他类型的人会觉得他们“吹毛求疵”或“拘泥于琐事”。NF型人甚至会因为NT型人这种吹毛求疵的态度而觉得受到了冒犯，转而处心积虑地抹煞他们费尽心机才得出的“差别”。不过，面对他人的嘲弄，理性者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差别可以帮助他们支撑自己的论点，甚至还有可能推动其事业的发展。理性者认为，谁掌握了逻辑意义上的范畴，谁就掌握了有效的操作方式。所以，他们宁愿将其他的事物交由他人掌握而专心于逻辑范畴的钻研。
在对待可能导致范畴性错误的词语时，理性者也会小心翼翼。例如，在他们看来，“植物丛中有野草”就是一个病句。因为野草本身就是一种植物，它属于植物的范畴。谈话时，NT型人常常会不断地从他人的话语中发现此类细小的范畴性错误，然而，他们却很少会对此做出评论。不过，假如由这种错误所导致的矛盾语句出现在辩论当中，在其天性的驱使下，NT型人则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指出这些错误。

许多理性者常常会为了一些需要深思的疑问而着迷，所以他们的语言中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假设和先决条件，可能性和概率，基本条件和前提，以及假定和定理。在这种语言当中，数据只能扮演支持和辅助性的角色。也正是通过这一语言特征--对数据性和事实性的信息不感兴趣，我们才得以将NT型人和也是实用主义者的SP型人以及与他们截然相反的SJ型人（使用具体的语言，以及合作式的工具使用原则）区分开来。德国最傲慢的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这样说过（他本人也因为这一说法而受到了某些人的谴责）：“如果事实与我的理论不一致，那么，对事实而言，情况会更糟糕。”在NT型人的眼中，事实根本无法为自己提供佐证，而必须通过那些与逻辑相关并符合逻辑的论据来证明。
在谈话时，理性者十分注重其语言的一致性，因此他们会在开口前首先确认每一个词语和短句的正确性，绝不会说出任何不符合逻辑的字词，也不会留下任何会遭到逻辑质疑的疑问。这一语言风格使他们在谈话时往往显得十分谨慎。NT型人通常会在自己的陈述中添加诸如“可能”、“有可能”、“通常”、“有时候”和“在某种程度上”之类的修饰词。从以下这段摘自《金枝》的文字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显然十分关注其文字的精确性，不然，他也不会仔细对自己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加以严格的限制，就像生怕自己会言过其实一样。
在交流的时候，理性者通常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得沉稳而理性（而他们看起来却似乎显得十分拘谨），因此，他们会尽量减少使用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以及其他非语言性的修饰。不过，一旦受到鼓舞和激励，他们往往会用自己那标志性的手势来表达其对话题的精确度和控制权的需求。NT型人会将一只手或双手都握成爪形，就好像他们想借此抓住正在谈论的话题一样。他们还会弯曲指头，在自己面前的空间里比划，试图在空中为听众转换和描绘自己的观点。他们会像按计算器那样用手指来指指点点，一一列举各项观点。此外，他们还喜欢将一些小物件握在手中（盐瓶、胡椒瓶、钢笔以及纸张），然后将它们陈列于桌面之上，协助自己陈述观点。不过，NT型人最喜欢使用的手势可能还是将大拇指并列地放在其他指尖旁，他们觉得这样做就好比将某一观点摆在了最合适的位置，同时也不失精确度。

实用至上的工具使用原则
在追逐自己的目标时，理性者奉行的是实用至上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他们显然更加看重工具的实效性，而不是它的社会可接受性--从道德、法制，以及正统性的角度来说，人们是否应当使用它们。这并不是说理性者更青睐那些离经叛道，违背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工具使用方式。事实上，他们并不排斥与他人或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只不过，和技艺者一样，他们在使用工具时，会首先考虑如何才能让工具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将取悦他人和遵守规则摆在第二位。不过，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理性者这种抽象的实用主义毕竟还是有别于技艺者那种具体的实用主义。SP型人关注的是有效的操作，而NT型人关注的则是高效率的操作。如果一种操作方式可以实现目标，可是，相对于结果而言，其成本耗费却过高，那么，我们只能说它是有效的，却不能说它是高效的。而NT型人寻找的则恰恰是一种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产出的高效率操作方式。
即使自己的实用主义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或是不符合政治制度的要求，理性者也仍然会我行我素。事实上，他们会虚心听取任何人针对其方式方法所提出的有益建议，不过，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忽视那些反对实用主义的人们的观点。一旦涉及到以目标为导向的行动效率这一问题时，NT型人可以无视所有的社会认证标志--身份、特权、权威、地位、许可、证明、政府公章。在他们看来，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名一文。如果魔鬼的观点卓有成效，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魔鬼的召唤；如果天使的建议毫无建设性，他们也完全可以对天使的呼唤充耳不闻。尼可罗·马雅基维里就是在学习了各种有效的攫取和掌控权力的方法之后才最终掌握了治国艺术。“我曾经像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那样，对大人物的行为进行过长期的思考和细致的观察。”他在《君主论》当中曾这样写道。在这里，他所指的“大人物”包括历史上所有成功的统治者，从值得信赖的摩西到背信弃义的凯撒大帝，无所不包。这种针对定义明确的目标所采取的高效率行为根本不适合那些没有能力的人，而有的时候，即使是那些好人也不一定能够胜任。

理性者常常习惯于以原动力者自居，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高举实用主义大旗，对习俗和传统提出挑战，并且在经过不懈的斗争之后，最终将高效率和明确的意图引入到事业当中。而他们的这一态度，在许多人眼中，往往被认为是傲慢的表现。不过，既然被认为是傲慢，那至少说明这一观点本身并非一无是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理性者正是在这一观点的驱使下才设计出了各种支撑和推动文明发展的科学技术。
战略智能
理性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大都与提高系统效率有关。
有的理性者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系统，例如家庭和公司；而有的则更关心有机体系，如植物和动物。此外，还有一些理性者，他们的目光焦点大都集中在机械系统上，例如电脑、飞机，以及机动车。不过，不管他们关注的是哪一种体系，NT型人的目标都显得单一且明确：提高该系统操作的效率。至于其他类型的目标，NT型人大都并不感兴趣，因此，其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也就少之又少。其实，理性者以最高的系统效率实现目标的方法很简单，即分析系统，寻找低效率或零效率的操作方式。换言之，他们在系统或系统结构当中查找错误。也许，对于那些渴望获得战略指挥能力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弄明白发展战略智能的关键便是从复杂的系统中发现错误。换句话说，理性者总是随时保持警惕，提防系统出现问题，而一旦有问题出现，他们又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解决问题的工作当中。他们是所有问题的解决者。

兴趣、实践和技巧
任何技巧的获得都离不开实践，而且实践得越多，技巧就越娴熟；反过来，如果疏于实践，技巧自然也就会慢慢荒废。仅从这一点来说，神经细胞的锻炼原则与肌肉细胞十分相似。使用技巧宛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缺乏实践最终只会让你失去技巧。
此外，兴趣与能力之间也同样存在一种回馈性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通常会更倾向于实践那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或技巧，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而随着工作能力和技巧的提高，我们对它的兴趣也变得越来越浓厚。兴趣可以增进技巧，技巧又可以进一步巩固兴趣，二者相互促进。终其一生，理性者都对战略操作--排列与建造--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而这也成为促使他们锻炼战略操作的最大动力。随着其战略技巧的与日俱增，他们对战略行为的兴趣也日趋浓厚，而惟一能决定这一循环的因素便是他们日常实践的质量和数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同时拥有四种不同类型的智能，只不过，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均衡地发展这四种智能。于是，实践得最多的那项智能，其开发程度自然也就最高；而实践得最少的那种智能，其开发程度自然也就最低。除非是受到了不利环境因素的制约，不然，理性者通常都会在其天性的指引下，自发地锻炼其战略能力，而他实践战略技巧的时间和数量也明显会早于并多于其他三种技巧。于是，久而久之，他的战略智能也就明显高于战术和交际智能，至于后勤智能则成为他最不擅长的一种能力。
战略角色变体
所有的理性者都拥有一个共同点，即拥有战略智能。然而，不同的理性者，其所精通的战略操作却又各有千秋。通过之前的介绍，我们知道，战略操作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做事的顺序，即协调性的操作；而另一种则与事物的内部构造有关，或者说，设计性的操作行为。通常来说，理性者往往都会在协调者或制造者的角色中选择其一，在这一基础上，他们会进一步地细化分工，逐渐演变成了四种不同的战略角色变体。

我将他们分别称之为：指挥者（ENTJ型人）、策划者（INTJ型人）、发明者（ENTP型人）以及建造者（INTP型人）。虽然他们的思维和行为都显得很理性，可是他们的理性实践却又略有不同。
战略性协调者
那些能够快速做出判断或制定计划的理性者通常会选择协调者的角色。协调者将会决定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谁应该做什么事情，因此，选择这样的角色的人通常都具备一种指导性的性格。随着他们日渐成熟，协调者性格中指导他人的愿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对他们而言，向他人下达指示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他们也会因为为他人提供了指导而感到惬意和舒适。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他人能够遵从自己的指令。事实上，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指示遭到了拒绝或抗拒时，协调者往往会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们很清楚除了自己，其他人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通常都缺乏明确的目标，以及正确的战略思想作为指导。所以，在协调者看来，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盲目的，他们只是在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循环性工作，很显然，他们十分需要自己的指引。
指挥者会制定一种秩序井然的等级制度，伴随着这种制度的出现，命令的上传下达以及力量的调配也随之成为可能。在行动过程当中，这些表现力强且精力充沛的协调型指挥官会充分地利用任何可以为己所用的人力及物质资源，并借助他们来执行极其复杂的战略计划。例如，拿破仑那长达20年的欧洲征战，格兰特在维特斯堡和查塔努加所进行的战役，谢尔曼对从亚特兰大到萨凡纳一带所推行的“焦土”政策，以及艾森豪威尔所率领的诺曼底登陆及攻占德国的军事计划，还有麦克阿瑟以太平洋岛屿为跳板的军事行为，及其重建日本和仁川登陆计划。在此，我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一提到资源的调配，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往往都是那些公开的军事行动，但是，协调性指挥工作绝不仅限于军事行为。任何行动--商业行为、教育和政治活动，以及军事行动--都有可能会需要等级排列的技巧；事实上，有的时候，它甚至是实现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而且，等级制度的效率越高，其系统工作最终所取得的成就也越大。

策划者会按照一种全面且统一的连贯性顺序来安排事物，也就是说，他们会通过制定高效且环环相扣的计划来协调各项操作行为。此外，策划者还会制定应急预案以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如果计划A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阻力或是中途流产，那么就启用计划B。如果计划B仍然无法奏效，没关系，还有计划C。这些安静而矜持的协调者通常都会选择那些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他们能够预测到几乎所有可能会将计划引入歧途的事情，并且总是会提前准备好各种备用计划，从而避免出师不利的情况发生。因此，为了确保明确的目标得以实现，策划者最终都会拿出一份包含各种备用方法的流程图。
战略型制造者
制造者负责建造实现目标所需的工具--它的形式和功能，而这片领域往往属于那些喜好探索的理性者。这些制造者思想开明，通常大都愿意接受那些能够为自己提供指引的观点。这一类人十分关注操作方式的选择，因此，相对于指导性角色而言，他们更倾向于资讯性的制造者角色。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通常会饶有兴致地为人们提供各种关于其当前设计工作的信息和报告，却着实不太善于调配资源。
发明者注重的是对发明原型能力的培养。在这些友好的制造者眼中，功能就是惟一的目标。天才的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本人则发明了分相电动机、特大线圈、交流电、无线电、惰性气体灯泡，以及其他无数具有独创性的装置。发明者必须确保自己发明的原型不仅能够通过书面的论证，而且还必须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发挥功效，否则，他们就要面对失败。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参考一下1994年建成的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国际机场。毫无疑问，机场的建设工作必定是在全面而妥善的协调下完成的，然而，由于自动行李传输机的设计存在缺陷，整个机场不得不推迟一年才投入使用。毋庸置疑，该装置的制造者显然是对这一装置的复杂程度认识不足，并且缺乏足够的设计技巧。

建造者的工作就是确定结构平面图，设计模型并绘制计划蓝图。这些矜持的制造者常常会独自一人工作，在书桌旁，在工作台边上，或是与电脑为伴。他们注重的是设计中所体现出来的统一且考究、优雅的构思。在他们看来，设计就好比一座建筑、一次实验，或一门课程，甚至一种武器。例如，霍华德·休斯就在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设计出了一款通用战斗机。他曾分别向美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政府推销过这种飞机，却统统遭到了拒绝。不过最后，日本购买了他的飞机。而这些新型飞机则借助太平洋战争登上了历史舞台。后来的事实证明，面对这些一流的零式战斗机，当时盟军所使用的军事飞机--柯蒂斯P40，F2A水牛战斗机以及F4F野猫战斗机--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后来，休斯又再度设计出了一款足以与之相匹敌的大型水上飞机“史普鲁斯之鹅”。这种飞机在设计上与零式战斗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至少，在飞行员的眼中，事实就是如此。
理性者的定位
我们出生并成长于社会之中。通常来说，在面对意外或遭遇危险和打击时，我们也许会暂时地失去自己的社会定位，但是，在那之后，我们很快又会重新找到各自在社会中的位置，并迅速回到自己所倾向的日常社会职能当中。毕竟，人类是地球上社会性最强的一种动物，而我们的各项交际活动最终也将回归到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的所思、所感、所说与所做都将发生在，也必然会发生在现实社会这个大容器当中。人的每一个行为和观点都取决于他过去的经历或所采用的视角，以及某一种观点，而决定这些经历、视角及观点的恰恰正是社会。我们的定位通常取决于某一个角度、某一种倾向性，或某一种立场，一种阿迪克斯所说的我们天生的“人生观”，或者说“世界观”。
对于现在，理性者的态度旗帜鲜明且坚定：一切从实效出发；然而，面对未来，他们却显得有些多疑，在回望过去时他们又喜欢用相对论式的观点来评价一切。他们最喜欢的位置就是交叉点，而他们最喜欢的时间则是介于每段时间当中的间歇间隔性区间。由此，我们发现，理性者对待这些事物的观点竟然与其他类型的人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

理性者的自我形象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概念，这种概念通常是由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所组成。在我们的自我形象，或者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自我概念”当中，有三项格外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自豪、自尊以及自信。对所有人而言，包括理性者，我认为，自我形象就好比一个三角形问题，构成自我认识的三项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基础、相互增强的关系。因此，随着自豪的提升，我们的自尊和自信也会随之提高。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获得自尊，要想获得自信和自豪也就会随之而变得简单容易。
当然，不同种类的人格，其构建自我形象的要素自然也不一样。由于良好的自我感觉通常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同时，它也对我们的成功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就这一极其重要的特征在四种人格当中展开细致的比较。
理性者的价值观
不同的人所珍惜的事物也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气质的人，其青睐的心情、信赖的对象，以及渴望得到的东西都不相同，其珍视的品质也不一样。当然，他们的追求和抱负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一点来说，在所有人当中，理性者与其他类型人之间的差异最为明显，尤其是与护卫者之间。护卫者本性多虑，理性者却生来便镇静沉着；护卫者信赖权威，可理性者却只相信理智；护卫者渴望能够获得归属感，理性者却只希望能够拥有成就；安全是护卫者一生追求的目标，而理性者追求的是知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同样还延伸到两种人珍视的品质及他们的抱负：护卫者珍惜的是一颗懂得感恩的心，而拥有执行权力则是他们一生的梦想；理性者则珍惜他人对自己的敬重之心，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受人敬重的奇才。
理性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在社会交往中，我们必须扮演至少一种社会角色。而从本质上来说，社会角色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我们在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来决定，另一种则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争取而得到的。面对父母，我们扮演的是子女的角色；面对一奶同胞，我们扮演的是兄弟姐妹的角色；面对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我们需要扮演的是亲戚的角色。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婚姻中扮演配偶的角色；对孩子承担起父母的职责；而在公司里，我们既可以是上司，也可以是下属；生活中，我们还可以是别人的朋友，等等。生活于社会当中的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他人进行交际，所以无论是被动地接受，抑或是主动地争取，我们除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外别无选择。
从研究人格的角度来说，有三种社会职能格外重要：配偶、父母和领导。不同人格的人会在面对这三种职能时表现出许多重要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的择偶，养育子女以及作为领导的方式会对他们的伴侣、子女以及同伴产生重大的影响。
思想伴侣
对于理性者而言，能够与配偶分享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他们择偶时的首要标准。在家中，他们往往会就各种话题首先发起谈话，并且会持之以恒地探讨这些话题，直至双方阐明各自的观点--无论双方的观点最终是否达成一致。他们与配偶探讨的几乎全都是抽象的话题，例如，政治和经济理论，伦理和宗教问题，认知论和语言学，当然还有科技领域那些突破性的成就和发明。当然，如果谈话的理性者是一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而他/她的配偶却不是，那么，后面所列举的话题往往会因为其技术性含量过高而很难引起对方的共鸣。
这种渴望与配偶分享智能成果的愿望通常会限制理性者的择偶范围。如果他们选择的对象是一名技艺者或护卫者，那么，理性者的这一愿望往往都会落空。因为这两种人都不太乐意谈论抽象的话题，无论是采用反复探讨的方式，还是深入研究的方法，他们都不愿意在谈话中涉及抽象的内容。所以，如果理性者执意要寻找一位能够与他/她产生认知共鸣的配偶，那么，他/她就只能选择另一名理性者，或是理想主义者。当然，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理性者可以暂时抛开“思想伴侣”的择偶标准，那么，他们的择偶范围也会像其他类型的人一样，变得更大更广。只不过，如果他们能够选择那些生性友善的人，例如护卫者里的保管者（ESFJ型人和ISFJ型人），以及技艺者当中的娱乐者（ESFP型人和ISFP型人），那么，他们经历婚姻冲突的可能性也许会大幅降低。

理性者通常会把选择配偶当成是一个困难，甚至颇为危险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不仅需要依赖经验进行仔细的研究，而且还必须经过冷静且严密的自省。毕竟，既然婚姻是关乎一生的大事，那么，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理性者决不允许自己在选择配偶时犯任何错误。至于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在其强烈且严谨的伦理规范的制约下，他们往往会尊重自己所做出的婚姻承诺，并且会竭尽全力减少双方在生活中因价值观相左而发生的冲突。即使面对的是婚姻生活，NT型人也会一如既往地追求实效。
赋予个性型父母
与其他类型父母相比，理性者父母通常更关心孩子成长过程中个性的发展情况。他们希望看到，在面对来自生活的挑战时，家中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显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于他们而言，这也显得至关重要。其他类型父母所关注的焦点--例如理想主义者所看重的自尊心，以及技艺者所推崇的冒险精神--在他们看来，虽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它们不过是孩子在培养坚定的自主和自治意识过程中自然而生的附属产物。至于护卫者父母认为十分重要的端庄得体的行为，在一心只想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的理性者父母眼中，这实在是无足轻重，所以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忽视。
预想家式的领导
由于擅长战略规划，所以理性者领导常常都会对机构的整体面貌及其长期发展形势有一个预先的认识，或者说，先见之明。他们往往高瞻远瞩，考虑周全，决不会在计划中遗漏任何重要的环节或步骤。鉴于他们从很早便开始使用连贯、易理解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并且一直都坚持这一语言表达习惯，因此，NT型领导通常都能够清晰明确地向下属表达自己的预见，并用这美好的想象感染他们，使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自己预想的事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