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荒草
关于我自己和过去的、怀念的。
我的青春在夏天悄无声息融化于此。

我二十岁的夏天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学校和家乡度过。我感觉自己的青春在舌下缓慢融化，一股微凉的苦意顺着喉管向下爬行。黑河的江风依旧吹着，带着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若有若无的气息，吹在脸上隔着一层磨砂玻璃。

风是存在的，我的皮肤能感知它，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温柔地给我的脑子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凝胶棉絮。我试图在凝胶里挑开一条透气的缝，却时常只留下一种细密的、无处着落的痒。

我凝视着浑浊的江水翻滚。一些情愿又不情愿的东西翻涌上意识浑浊的水面，带着毛刺和锋利的棱角。

小时候的夏天，我总和父亲一起吃雪糕。父亲从外面买回来草莓罐头和印着红色字体，只是被塑料袋子紧紧粘住的一整块大大的黄色冰糕，问我：大姑娘想不想吃草莓冰糕？

父亲倒出草莓罐头，里面流淌着的是黏稠深红的汁液，玻璃瓶的冷冽触感非常真切。糖浆裹挟着微酸的果肉，瀑布般倾泻在廉价的白色冰糕上。风扇在头顶嗡嗡作响，吹动汗湿的额发，吹不散砖房里那股混合着旧木、水泥和夏日闷热的、属于贫穷的独特气息。

年幼的我满足的舀下一勺雪糕，知足的咽下去，甜味冰凉地滑过喉咙，裹着糖霜的钝刀缓慢地切割着神经。

我最喜欢的除了草莓冰糕，还有妈妈做的不怎么好吃的、粗糙的蛋糕。

母亲打蛋的声响，筷子撞击碗壁的笃笃声，那么执着，那么徒劳，如同她后来的人生。锅里蒸腾出的那块颜色黯淡的蛋糕，带着粗糙的颗粒感，它真的是美味的吗？还是我那被贫瘠框定的童年味蕾，只能笨拙地捕捉那一点点被为“甜”与“暖”的微光，并固执地将其奉为圭臬？

不过甜还是刻在我的记忆和童年里。爹妈会带我去奶奶家，奶奶是山东闯关东到如今的黑龙江来的，小时候我甚至听不懂她说的山东话。

奶奶会喊着“哎呦呦，小彤彤！”，问我要不要“耍物”。我一点也听不懂。直到爸妈解说，我才知道那就是玩具的意思，过了20多年，我现在也能听懂奶奶在说什么了。奶奶不识字，现在也不识字，但是她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因为要在医院签自己的名字。

奶奶递来的糖饼，甜得发腻，黏在牙齿上。爷爷那只仅存的左手落在我头顶，掌心粗粝如砂纸。而他右臂末端，那块婴儿肌肤般柔软、光滑得令人心悸的圆形皮肤。指尖触碰的瞬间，一种冰冷的、柔软感沿着脊椎窜上来，他的右手当年被飞机炸没了。那是被战争机器粗暴抹除后，时间勉强结出的产物。

爷爷没了右手，左手写得一笔好字，奶奶做鱼最是一绝。爷爷经常耳背，听不清，不知道是奶奶大嗓门促成了他耳背，还是爷爷原本就耳背，奶奶大声说话，让他更耳背了。

奶奶叫管清娟，以前叫管清媚，我两个名字都很喜欢。奶奶小时候在山东，家里有无数个孩子，小时候就被迫去做各种各样的活，被重男轻女的歧视，被打被辱骂，手冻的干裂出血要在冷水里继续干活洗碗，不允许被读书。爷爷也会讲述他以前的故事，讲述粮票和饥荒，讲起以前饿到啃树皮，我觉得那时候他的声音跟不小心掉进去，不得不从深井里费力打捞上来的桶一模一样。

我嚼着糖饼，觉得故事像另一个星球发生的，我对历史、过去的沉重一片模糊。

如今，我快忘了爷爷的声音，但是还沉甸甸地压在我胸腔里，随着每一次呼吸隐隐作痛。是恐惧？还是某种早已预知的、关于什么命运的隐喻？空洞的平静弥漫开来，淹没了那个疑问。

爸爸死去之后，爷爷就脑梗发作，现在爷爷已经去世了。奶奶每天都下楼捡垃圾。她经常捡回来一些过期的东西，比如别人扔掉的鞋子，过期的大米。

昨天去平房里，我突然想到我的姥姥。在我姥爷过世之后，姥姥的精神一直不太好，现在的角度看来，似乎当年是精神分裂。

我总是在我家人去世之后才开始了解他们。

当时父亲追我的母亲，母亲并不乐意，觉得他不好看，想嫁给我三叔。但是父亲用他的品质打动了我的母亲。

在一片漆黑的木头房子里，我姥姥精神不好的时候把房子都用火烧了，整片屋子一片漆黑。姥姥也是满脸漆黑，穿着破破烂烂的被火熏烤的味道异常难闻的衣服，那个棉服一直到我家住的时候还仍保留着。姥姥烧焦的棉服散发出的气味，比任何苦味都更顽固地蚀刻在鼻腔深处。那是一种蛋白质和布料被彻底碳化后混合着绝望的、令人窒息的焦臭。

我的父亲一直在耐心的帮助我妈。他不嫌弃脏，也不嫌弃刺鼻的气味。

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长发村的破旧的小屋子。仍旧是他在清理，父亲沉默地弯腰，长发村荒草丛生的院子里，他挥动镰刀，草汁青涩的腥气弥漫。

他给房子换上了新的地砖、板砖，同时搬来一筐筐沉重的水泥抹在地面上，我和母亲跟着他，呼吸声在夏日黏稠的空气里久久回响。

我觉得父亲抹平地面的样子，像一个试图在流沙上筑城的人，悲壮而徒劳。

父亲总算把这个破破烂烂的曾经温馨的家，如今又修改成了还算看得过去的一个地方，能够好好休息的一个地方。

当然，现在这个草又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我时常在想人生到底是什么？

荒草沙沙作响，像无数细小的嘲笑。它们被割掉，它们又长出来。

父亲死了，像被他自己割倒的草。我呢？我是否也只是另一株更坚韧、更无用的荒草？吃的药短暂地抽离了悲伤，只留下一种巨大的、无法填补的空洞，风在里面呼啸，发出单调的回响。

母亲昨天告诉我：“西六道村的老屋，是我家，你别忘了，房子是你和你姐姐的。”她告诉我这个，以免她去世之后我找不到这个房子。

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甚至连我小时候的家在哪里也不记得了。

或许我还记得曾经的一些味道，气味，我还记得墙上贴着的小鲤鱼历险记的贴纸，我还记得忽明忽暗、钨丝烧焦味道的灯泡悬在哪片虚空，我还记得复古的味道，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遍又一遍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动画片，熟练的我快把台词都记下来了。

我还记得小屋的炕上那热烘烘的感觉，过年时家里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斗地主，我就缩在小屋的炕上。自己找乐子。

我还记得这些吗？或者说我曾经忘过吗？

像几颗坚硬的石子，在记忆的深潭里激不起半点涟漪。

我抓住它们了吗？还是它们只是我大脑皮层，为了抵抗内心而自行编织的幻觉？我甚至不敢确定，那个坐在小板凳上吃着草莓冰糕的人，是否真的存在过。

我曾经在初中的时候跟母亲去过俄罗斯一趟。

去俄罗斯的江风，那种鼓荡衣衫、仿佛能吹散一切阴霾的自由气息，清晰得如同昨日。

风是活的，带着远方冰冷而陌生的水腥气。后来，无形的墙落下，锁链无声地缠住了脚踝。

我们那里离俄罗斯很近，坐船很快就能到，当时在黑龙江的江面上，我感受到风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后来疫情爆发，我再也没去过俄罗斯。我也没去过非常远的地方，这辈子也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当中，可是没办法，不出远门是我自己选的。
我的母亲总是责怪我不愿意出去，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吗？但是我也不想一辈子就困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小地方。我甚至没去过莫斯科，不是吗？我也没去过北京。我的父亲母亲都会俄语。他们都去过俄罗斯。